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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面對新常態，我們應當有新思維

我要講的第三個問題，既然我們進入了新常態，新常態面對的問題和原來的不一樣，所以我們必須有解決新常態下面臨的問題的新思維、新的行為模式、新的政策取向。所以，我第三個問題特別強調新常態下的新思維。就是說，用老的方式、老的辦法、老的思維習慣，是解決不了新常態下特別面對的是創新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、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這麼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的任務。應該有怎樣的新思維呢？我提出下面五點：

第一，改變我們的習慣。什麼叫習慣呢？習慣是反復如此的結果。長期這樣做，就習慣了。對於我們國家特別是各級地方政府而言，長期在計劃經濟下生活，長期的積極主動的干預經濟，他們的行為習慣會自然而然的、下意識的用行政手段繼續干預經濟。繼續干預經濟的結果，是違背經濟規律。習總書記在今年5月7日主持中央政治局學習的時候，特別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，自覺遵循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。怎麼樣才能遵循經濟規律呢？我們可以發現市場經濟最容易遵循經濟規律。各種分散的力量，誰也左右不了市場的大勢，隻能按照市場價格指引的方向去適應它，這樣在明理之中，在不知不覺中就遵循了經濟規律。而有的地方特別強大，強大到無所不行、無所不能的程度，卻在不知不覺中違背了經濟規律。這個經濟規律是通過很多偶然的現象表示著必然，通過很多自發的現象展示著必然。所以，有些地方領導願意把市場經濟變得聽自己的話，一旦把市場經濟變成聽自己的話，這樣就違背了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。所以，我們應該改變我們的思維習慣和我們的行為習慣，包括給特殊政策這樣的東西，都是舊有的思維習慣和行為習慣。

人們每天大量的作為、行動，都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，都是下意識，都是習慣使然。習慣是什麼東西呢？習慣就是一種從來不需要記起、永遠都不會忘記的東西。所以在今天面對新常態的時候，嚴重的問題是讓我們各級地方政府的干部，改變我們與市場經濟、與新常態不相適應的舊習慣、舊的思維模式，這是我想說的第一點。

第二，真正從人民群眾的需要出發，去審視和衡量經濟發展。為什麼說這個問題呢？為了GDP的發展和為了人民群眾利益的發展，這是兩個概念。單純的追求GDP，對GDP的崇拜，可以不擇手段，可以人為的制造，可以分配不公，可以環境污染。為了GDP的增長，它帶來的問題是環境嚴重的污染。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城鎮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曾經指出，要看得見山、望得見水，要記得住鄉愁。人和自然是和諧的，人們的利益，你真正從人民群眾的需要出發，它但不單是物質利益，它包括社會利益，包括自然界帶給我們的福利。比如說我們在青山綠水之間徜徉、旅游，享受著美好的自然界。這都是一個利益共同體。當自然界被損壞的時候，人民群眾的利益也就被損失了。單純的為了GDP，還可以帶來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。這次特別強調著，經濟工作會議，要社會政策托底，不能用平均數掩蓋住大多數，要讓廣大人民群眾都能受高質量的教育。而這個問題說得很好，現在是能不能享受到高質量的教育，中小學的高質量的教育，特別是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，不能讓我們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。

真正從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，去審視我們的發展，應當有新的標准。這個新的標准包括清潔的水、健康的飲用品、健康的食物、動植物的多樣性、美好的環境，找到工作的難易程度、公平的受教育的權利、人民未來的安全性、社區的和諧，不單單是GDP的問題。現在為什麼整個社會特別是在一些少數干部中單純追求GDP呢？因為一個時期以來，誰的GDP搞上去了，誰的職務就可以升遷。在這樣一種情況下，不僅人為制造GDP，而且還有虛假，地方政府往往報上來的和國家統計局統計出來的不一樣，比國家統計局統計出來的要大、要多，按照同一口徑。我們社會主義發展的目的，我們黨的政策明確規定，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目的，就是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。今天，我們應該把這個口號喊得再響亮一些，真正從我們的政策出發，從我們衡量的標准，要真正是從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出發，而不簡單的GDP。

第三，我們的新思維是應當相信市場。我們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，正在領導著中國人民干兩件非常偉大的事情。第一件偉大的事情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《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》，這個《決定》主要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抓手，全面推進其他各個方面的改革。而以經濟體制改革為抓手的這一核心，又是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，這是非常偉大的。我們有著五千年自然經濟的歷史，五千年自然經濟的歷史，使我們落后了，因為是自給自足、相對穩定的、沒有多少技術創新的歷史。40年的計劃經濟，最后搞成了一個低效，所以最后放棄計劃經濟，也好象達爾文主義一樣，對這個經濟體制也是優勝劣汰，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，是因為計劃經濟體制的低效。我們中國真正的經濟發展，是選擇市場經濟以后，這30年來因為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，我們的經濟才快速地、迅猛地發展。

你可以看一下，世界上凡是經濟發達的地區，都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地區。在當代中國，凡是經濟發達的省份，也都是市場經濟發達的省份。這些省份可以沒有資源，比如說浙江有什麼資源，廣東有什麼資源，福建有什麼資源，江蘇有什麼資源，沒有。沒有山西有資源，沒有東北有資源，但是經濟發展得很好。
    一個國家不在於你的資源有多少，而在於你利用多少資源，利用誰的資源，靠誰去利用資源。所以，我們黨的《決定》，明確地指出要讓市場配置資源。中國共產黨領導著中國人民選擇了市場經濟，這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偉大的事業，我們帶來了經濟的輝煌。

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，引領著我們干一件非常偉大的事，這就是十八屆四中全會，法治治國，依法治國，中國歷史上是人治，你不要以為歷史上有法就是法治了，秦始皇也有法，大清朝也有大清律，你能說它是法治社會嗎？市場經濟的法，是旨在借鑒人們的權利，旨在保障人們的權利，旨在規范經濟運行的規律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沒有市場經濟載體的話，這樣的法治經濟是沒有的。沒有法治經濟建設的話，這個社會就很難穩健的、正常的、有序的前進。

我們在深圳曾經參加一個論壇，有一個香港的搞咨詢的人曾經發言，他講這樣一個觀點，這個世界上曾經沒有鐘，沒有月歷、日歷，出了一個很聰明的人會看天象，會告訴我們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時，隻有他自己會用，別人不會用。又出來一個人，聰明，他可以造出鐘來，造出月歷、年歷、歷法，造出這些東西以后，所有人都會用。我們說后面的人是一種制度安排，這種制度安排的人更聰明。當中國社會市場經濟更為健全，當中國社會法律制度更為健全的時候，我們的社會有了這樣的制度保証，我們的社會就會健康、穩定的發展。

我們應該相信，當面臨著艱難創新的時候，更多的是一個市場不斷的試探、不斷的摸索的過程。我們還發現，很多的時候，地方政府指定一個產業，結果是有心栽花花不成，無心插柳柳自成。我們應該相信市場，相信市場會把資源配置得很好，相信市場會不斷地創新，隻有市場才有創新的能力。馬克思在《資本論》裡面特別講過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。哪個企業率先創新了，可以獲得超額的社會回報，一個企業超額的社會回報，創新了，其他的企業跟上，跟上之后，這個利潤會迅速的平均化。平均化之后，又在一個新的起點上，又有的企業率先創新，這就像軍備競賽一樣，是一個不斷進行的過程。看看今天的市場經濟國家，看看今天我們經濟發達的地區，看看我們的現實。從世界范圍來看，比爾蓋茨、喬布斯是政府指導下出來的嗎？從中國的情況來看，馬雲、柳傳志，是政府指導出來的嗎？我們應該正確的區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。讓政府在它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，具有比較優勢的地方，創造良好競爭環境的地方，去充分地發揮作用，和市場機制形成互補。所以，我說我們應該相信市場經濟的體制的力量。有了這個相信，就應該在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全上下功夫。這是我所講的新思維的第三點。

第四，要在建設和健全市場經濟體制機制上下功夫，而不是為了一時的經濟增長速度，重蹈刺激的覆轍。這個經濟刺激會帶來很多的負面的作用，會錯失經濟結構調整的良機。我們應當充分地認識市場經濟，市場經濟經常有危機，有下滑的階段。我又問學生，我說到底是經濟危機破壞了經濟秩序和經濟結構呢，還是經濟快速發展破壞了經濟秩序和經濟結構？正確的答案應當是，快速的經濟發展破壞了經濟秩序和經濟結構。1992年海南的房地產、北海的房地產，你都不知道上的是什麼產業、什麼項目，因為都能掙錢，當產能嚴重過剩的時候，你才發現這不能掙錢了，快速發展。當今白酒行業的情況也是這樣，高端白酒，原來是高級商務活動、高級政務活動，都用的高端白酒，給人的感覺是，高端白酒能掙錢，掙到錢又上了很多高端白酒的項目，快速地發展。今天來看，高端白酒面對的問題，絕對是一個相對的產能過剩的問題。你要再刺激的話，本來要淘汰落后的產能，本來要調整產業結構，馬克思說，這個價值規律的作用，就好象房屋倒在人的頭上，重力盡力強制開辟道路一樣。你再刺激，它就平面地復制原來的產業結構。所以，我們不能輕易地使用，特別是在新常態的背景下，經濟要健康穩定有節奏地發展。我們要追求經濟增長的質量的不斷提升，我們要追求經濟增長的結構效應。經濟增長有兩種效應，一種是結構效應。什麼叫結構效應呢？通過結構的不斷提升，產業結構的不斷提升，新的產業興奮點，然后帶動經濟的發展。

另外一種是經濟增長的水平效應。平面的鋪攤子，平面地復制原來的產業結構。在這麼一種情況下，我們不能在刺激性的政策上下功夫，我們應當在健全市場經濟體制上下功夫。認為這個刺激性的政策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，比刺激性的政策效益要大得多，所以，我們應當在體制機制上下功夫，健全市場經濟的體制，而不是一味地刺激。這是新思維的第四點。

第五，是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，自覺遵循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。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5月7號主持中央政治局學習的時候，特別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自覺地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，自覺遵循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。這是非常重要的。凡是違背經濟規律，必然要遭受經濟規律的懲罰，毫無例外。1958年的大躍進，違背經濟規律，緊接著就是三年困難時期。怎麼樣才能更好地遵循經濟規律，更好地遵循自然規律，那是要學好政治經濟學。為什麼要學習好政治經濟學呢？一是，我們需要政治經濟學的指導。在我們國家，歷史上沒有市場經濟，歷史上也沒有經濟學，我們曾經照搬的馬克思的以英國為典范的研究出來的經濟學，我們也曾經照搬過西方經濟學。當然這個繼承是必要的，我們所以需要學習經濟學，是因為第一，我們當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，已有的經濟學是發達國家的經驗、教訓的總結和記錄。我們可以借鑒，我們可以借鑒這些理論。這些理論對於我們無異於免費午餐，經濟建設為中心，需要經濟學。第二，經濟學是我們的實踐，是總結，我們很多的認識，實際上都是先發生后認識的、后總結的。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這麼一個經濟發展過程的理論總結，我們應當全面地借鑒。當然，它和我們國家的實際情況是有一些差別的。但是，它反映了市場經濟發展的共同的規律。我們可以借鑒，在借鑒的基礎上，和我們的實際情況相結合。我們現在使用的市場經濟的一系列的概念，一系列的調控手段，實際上都是發達國家、市場經濟國家曾經用過的。另外，對我們的黨政干部來說，他的知識結構的轉變是經濟學的知識。有一個地方領導曾經跟我說，他特別喜歡搞文史方面的知識，大多數的干部都是這樣。對他們來說，缺的是經濟學的知識，不缺文史方面的知識。我們應當根據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際，拉長我們知識結構的轉變。理解的東西，感覺到的東西，我們不能深刻地理解它，隻有理解了的東西，我們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。在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期間，12月10號，人民日報理論版頭條曾經發過一篇文章，《提高按經濟規律治理經濟的能力》，我想，當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，進入一個按市場經濟體制自覺地、自動地推動它正常發展的時期，那些靠個人的拍腦瓜的決策，那些違背經濟規律的現象，應當不斷地杜絕，隻有我們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，我們就會更快地認識新常態、適應新常態、引領新常態，使我們的經濟工作，使我們的行為模式，符合當前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大邏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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